唐頤/為一首宋詞尋訪一座城市

 寧德網(wǎng)（唐頤） 年輕時因一首詞記住了一座城市，30多年后，終于來到這座城市。這首詞是北宋秦觀的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：

霧失樓臺，月迷津渡，桃源望斷無尋處。可堪孤館閉春寒，杜鵑聲里斜陽暮。

驛寄梅花，魚傳尺素，砌成此恨無重數(shù)。郴江幸自繞郴山，為誰流下瀟湘去？

頌讀詞篇，余音裊裊，悵然若失，讓你沒有理由記不住那個城市名字——郴州。

此番慕名拜訪郴州，才知道“郴”字在數(shù)以萬計的漢字中十分獨特，它只作為地名這唯一一個釋義，也就是說，古人專門為稱呼郴州發(fā)明了“郴”字。篆書的寫法左邊一個“林”，右邊一個“邑”，明白無誤地告知，斯地林中之城也。如今，能被譽為林中之城的，與生態(tài)文明、美麗城市相差無異，是莫大榮耀。但在唐宋年間，這里卻是蠻荒瘴癘之地，還是唐宋帝國流放官員的“西伯利亞”。

秦觀是蘇東坡的弟子，與黃庭堅、晁補之、張耒并稱“蘇門四學(xué)士”。蘇東坡很是喜歡這位門生。元豐元年（1078年），蘇東坡任徐州刺史，領(lǐng)導(dǎo)抗洪勝利，躊躇滿志地在黃河邊建一座鎮(zhèn)水閣樓，取名黃樓，特指定秦觀為新樓作賦。秦觀不負所望，一氣呵成寫就《黃樓賦》，蘇東坡?lián)粽平泻?，稱秦觀有“屈（原）、宋（玉）之才”。但才華橫溢的秦觀，偏偏就是不會考試，每臨考場，筆下艱澀。元豐七年赴試，他又一次名落孫山，心情郁郁。而此時蘇東坡被貶黃州4年，剛迎來獲赦曙光，便專程雇舟北上，到高郵安撫躲在家鄉(xiāng)不愿見人的門生。

如今的高郵城，有個著名的古遺址——文游臺，便是那年秦觀答謝恩師蘇東坡的煮酒論詩文之處。高郵人以家鄉(xiāng)出了個秦觀為驕傲，“風(fēng)流不見秦淮海，寂寞人間五百年”。早些年我到此一游，對文游臺里秦觀銅像印象深刻。詩人手持書卷，眼望遠方，長衫飄然，神彩俊逸，充溢著一股才氣、靈氣，還有傲氣。銅像背后鐫刻著他的代表作《鵲橋仙》：

兩情若是久長時，又豈在朝朝暮暮。

蘇東坡對秦觀仕途的影響，可謂“成也蕭何，敗也蕭何”。元佑年間，位高權(quán)重的蘇東坡又力薦秦觀入仕，使得秦觀應(yīng)召入京，當(dāng)上國史編修，但好景不長，朝廷因新舊朋黨之爭，“元佑黨人”幾乎全軍覆沒，蘇東坡首當(dāng)其沖，被貶嶺南，“蘇門四學(xué)士”均受牽連遭貶謫，秦觀一貶再貶，最后被削官去職，于紹圣三年（1096年），流放到郴州。

當(dāng)年這座城市流傳著這樣的諺語：“船到郴州止，馬到郴州死，人到郴州打擺子。”郴州位于湖南東南部，橫亙其中的騎田嶺與大庾嶺一樣，同是嶺南五嶺之一，將長江與珠江水系分隔開，所有經(jīng)長江水系北來的船只，到郴州水路已盡，要想繼續(xù)向南，只能翻越騎田嶺的古驛道。那是一條騾馬走的石板路，經(jīng)年歷久，留下深深蹄印。如今只有這些蹄印，讓你用心去聆聽馬蹄聲聲和流放官員、商旅沉重的嘆息。

一個春寒料峭的日子，秦觀棲身郴州簡陋的旅舍，想到自己空有一腔熱血，八斗之才，卻屢遭排擠打擊，難酬報國之志，心中忿忿不平，便借景抒情，揮筆寫下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。一時間，文人雅士間爭相傳頌，蘇東坡在惠州讀罷唏噓不已，“同是天涯淪落人”的老師將門生的這首詞書寫在扇子上，不時扇一扇世態(tài)炎涼。

元符三年，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，此時流放海南的蘇東坡獲赦，他渡過瓊州海峽，特地赴雷州與秦觀相會。兩位情感真摯的師友，闊別七年，一朝握手，悲欣交集。秦觀寫下《江城子》：

南來飛燕北歸鴻，偶相逢，慘愁容。

綠鬢朱顏，重見兩衰翁。

別后悠悠君莫問，

無限事，不言中。

生性敏感的秦觀，對政局心有余悸，對未來充滿憂思。他與蘇東坡臨別贈物，竟是自作挽詞一篇。真是一詞成讖。一個多月后，52歲的秦觀在奉詔量移衡州途中，“傷暑困臥”，不幸逝世于藤州（今廣西藤縣）。蘇東坡驚悉噩耗，悲痛不已，仰天長嘆：

哀哉痛哉，何復(fù)可言！當(dāng)今文人第一流，豈可復(fù)得！（《與歐陽元老》）。

不久，蘇東坡灑淚揮毫，作跋于《踏莎行·郴州旅舍》：“少游巳矣！雖萬人何贖？”同時代的大書法家米芾把“秦詞蘇跋”書寫下來，于是成就了歷史上的“三絕”。后來，南宋郴州知軍鄒恭命石匠將“三絕”摹刻在蘇仙嶺白鹿洞石壁上，故稱“三絕碑”。

郴州人和高郵人一樣，以秦觀為驕傲，說：來郴州不游蘇仙嶺，不看“三絕碑”，等于沒來。連毛澤東主席對“三絕碑”也贊不絕口。

那日，我們登嶺之時，正是秦觀筆下的早春二月，霧雨迷離季節(jié)。白鹿洞崖壁上的“三絕碑”，和碑下秦觀的銅坐像，都被霧雨浸淫著濕漉漉的。秦觀翹首微閉雙眸，右手食指指在清瘦的腮邊，仿佛沉浸在構(gòu)思之中，那情景籠罩著一種“冷冷清清、尋尋覓覓、凄凄慘慘戚戚”的氛圍。

仰頭頌讀摩崖石刻，發(fā)現(xiàn)碑詞與原詞改動了三處，即：桃源望斷“無尋處”改為“知何處”，杜鵑聲里“斜陽暮”改為“殘陽樹”，郴江“幸”自繞郴山改為“本”。這樣改動顯然遜色于原作，但“三絕碑”卻采用修改后的作品，為何呢？我的疑問在山下“秦觀紀念館”里得到解答。原來是秦觀的女婿擔(dān)心岳父的詞有隱射朝廷之嫌，將之精心篡改。確實，堂堂的大宋江山，豈無桃源可尋？改為“知何處”吧;“斜陽暮”不是暗諷當(dāng)朝目薄西山嗎？改為“殘陽樹”吧;“幸”不如“本”字恭敬。于是，這個無奈的歷史遺憾便永遠定格于崖壁之上了。

蘇仙嶺最高峰有一座蘇仙觀，宮觀內(nèi)有一間偏僻的居室，現(xiàn)題名為“屈將室”。1937年，“西安事變”后失去自由的張學(xué)良將軍曾被秘密囚禁于此，寂寞的將軍在斗室泥壁寫下“恨天低，大鵬有翅愁難展”10個大字，至今室內(nèi)留有筆跡的拓片。想當(dāng)年，張學(xué)良流寓郴州，也是天潮潮、雨濕濕的季節(jié)，他或許是臨窗遠眺郴山與郴江，水天迷蒙中，吟詠秦觀那首寂寥悠遠、惆悵滿懷的《踏莎行》，而后寫下那10個大字。

郴州，近一千年來，南來北往多少游客，為一首宋詞，尋訪一座城市。這大概便是文化的力量。